《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据说是中国先秦时期著名的黄老道家典籍《太公》的兵法部分。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最早明确收录此书的是《隋书·经籍志》，题为“周文王师姜望撰”。姜望即姜太公吕望。但是自宋代以来，就不断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从此书的内容，文风及近年出土文物资料等分析，可大致断定《六韬》是战国时期黄老道家典籍。全书有六卷，共六十篇。《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对有关战争和各方面问题，几乎都涉及到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战略论和战术论。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曾有著录曰：“《太公》237篇，其中《谋》81篇，《言》71篇，《兵》85篇。”班固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清沈钦韩说：《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兵法》。但从南宋开始，《太公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但是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太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太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伪书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

作品简介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名的道家兵书。中国汉族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汉族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全书有六卷，共六十篇。《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对有关战争和各方面问题，几乎都涉及到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战略论和战术论。   《战国策》卷22《魏策一》：“苏子引《周书》曰：‘绵绵不绝，缦缦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苏子即苏秦，这里的《周书》指的就是《太公金匮》或《太公阴谋》。《开元占经》卷6、卷11引《尚书金匮》，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太公金匮》引严可均曰：“疑即《太公金匮》异名。”
《战国策》卷3《秦策》：“（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太公阴符之谋”，《史记·苏秦列传》作“周书阴符”。《庄子·徐无鬼》释文引司马彪、崔撰曰：“《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银雀山汉墓竹简》也认为：“太公之书，古亦称周书”，并举证曰：“敦煌写本《六韬》残卷中有《周志廿八国》一篇，文字与《周书·史记》略同。古书所引《周书》之文，亦颇有与太公之《六韬》、《阴谋》、《金匮》诸书相出入者（参看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七）。
《吕氏春秋》所谓‘周书’可能也即指太公之书。”(严可均案，《阴符》谓阴符之谋。《战国策》“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作“周书《阴符》”，盖即《汉志》之《太公谋》八十一篇矣。云“周书”者，周时史官纪述，犹《六韬》称周史。诸引周书《阴符》，或但称“周书”，验知非《逸周书》。录附太公之末，与《六韬》、《阴谋》、《金匮》互出入，不嫌复见也。
《太公金匮》，《隋书·经籍志》、《意林》、《旧唐书·经籍志》、《通志略》均载2卷。
《太公阴谋》，《隋书·经籍志》：“《太公阴谋》一卷（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阴谋》三卷，魏武帝解）。”《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3卷，《通志·艺文略》：“《太公阴谋》一卷，又三卷（魏武帝注）。”
明确著录《太公金匮》、《太公阴谋》虽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但实际上《七略》、《汉书·艺文志》中就有。《汉书·艺文志》之“兵书略·兵权谋”：“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小注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
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清沈钦韩说：《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兵法》。
《汉书·艺文志》之“兵权谋”下注“省《太公》”，则“兵权谋”中部分内容出自《七略》所录之《太公》殆无疑问。顾实曰：“如本志《太公谋》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今本《管子·兵法》、《参患》，《荀子·议兵》、《淮南·兵略》等篇之类，皆当在此二百五十九篇中。”前贤已经证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谋》就是《阴谋》，也就是《太公阴谋》，《言》就是《太公金匮》，《兵》就是《太公兵法》或称《六韬》、《太公六韬》。
钱大昭曰：“《谋》、《言》、《兵》，就二百三七十篇而言，《太公》其总名也。”沉钦韩曰：“《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凡善言书诸金版。《大戴记·践祚篇》、《吕览》、《新书》、《淮南》、《说苑》所称皆是。《兵》者即《太公兵法》，《说苑·指武篇》引《太公兵法》。”顾实曰：“《隋》、《唐志》、《通志》著录《太公书》多种，《通考》仅馀《六韬》而已，《庄子》称《金版六弢》，《淮南子》亦言《金縢豹韬》。”
《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儒家”中另有“《周史六弢》六篇”，小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颜师古以为“即今之《六韬》也。”《四库》馆臣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两种书。清沈涛《铜熨斗斋随笔》证明《汉志》“六弢”当是“大弢”，《庄子·则阳》中仲尼问于太史大弢即是此人，“今之《六韬》当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以为“此证极精覈。”可见，《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太公兵法》或是《六韬》都出自道家的《太公》。
《史记·齐太公世家》：“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困学记闻》卷11并引叶梦得说曰：“其说盖出《六韬》。”宋戴埴《鼠璞》卷下：“至谓文王与太公阴谋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奇计，然《汉书·艺文志》注谓：‘吕望为周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术者所增加。’汉时已尝疑之，今反使右科习为正经可耶？”宋何薳《春渚纪闻》卷5《古书托名》：“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明胡应麟《四部正讹》中：“考《汉志》有《六弢》，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汉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馀为此，即《隋志》《六韬》也。”
《史记·留侯世家》述张良得圯上老父赠书，“视其书乃《太公兵法》。”前引《战国策·秦策》，则更记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把《太公》看成是楚汉之际乃至汉代的著作似乎保守了些，历史上就有学者根据《六韬》内容判定它是战国著作。
宋叶适《习学记言》卷46《六韬》：“其言避正殿，乃战国后事，固当后于孙子。”《困学纪闻》卷5：“古以车战。春秋时郑晋有徒兵，而骑兵盖始于战国之初，曲礼前有车骑，《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出土竹简有部分内容与今本《六韬》基本一致的太公书竹简，被认为就是《六韬》。 银雀山《六韬》共14组，可分3类。1－7组为第1类，见于传本《六韬》者，《文韬》4组，《武韬》3组。8－13组为第2类，均为《群书治要》、《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曾加称引而为传本所无的佚文。14组为第3类，是一些零散残简,其简式、字体与第1、第2类相似，简文又提及文王或太公望，据此当属简本《六韬》。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西汉墓中，也发现部分竹简上许多有文王、武王问，太公曰的字样，或与今《六韬》内容相同或近似，尤其是简文的字体和其他简文不同，书体逊于同出的其他几种简文，易于区别。这些简早期被称名为《太公》，后定名为《六韬》。《文物》2001年第5期公布了这批简的释文。定州汉简中根据汉简的简型、内容和字体等被确认为属《六韬》的竹简共有144枚，计1402个字，简文《六韬》共发现篇题十三个。
银雀山两座汉墓，从出土的钱币和2号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推定，1号墓的下葬年代在西元前140～前118年之间，2号墓下葬年代在前134～前118年之间。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抄写年代应早于墓葬年代。银雀山竹简字体属早期隶书，当是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书写成的。定州八角廊40号汉墓，墓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刘修死于西元前55年，则定州简《六韬》的成书年代肯定早于此时。银雀山和定州简还表明，《六韬》在西汉初年就广泛传播，其成书时间当然更早。银雀山《六韬》文字不避汉帝之讳，如汉高祖刘邦的“邦”字，汉文帝刘恒的“恒”字，等，定州简《六韬》也不避汉文帝刘恒的“恒”字，也证明《六韬》成书时代在汉之前。 [3]
定州简《六韬》中提到了御者“王良”，王良是春秋时晋国之善御马者，在《孟子·滕文公下》、《荀子·王霸》中均有提及，应在春秋前期以前。
陶宪曾评《汉书·艺文志》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者，盖《七略》中《伊尹》以下九篇，其书全收入儒、道、纵横、杂各家，又择其中之言兵权谋者，重入于此，共得二百五十九篇。”笔者昔有一说曰：先秦无兵家。战国时期，战争是各种国家政治思想学说的主题内容，儒、道、墨等家都各有兵书，《六韬》或《太公兵法》无疑就是道家《太公》的兵书部分。《太公》著作为文王、武王与太公问答，太公吕望是周人灭商战争的军事指挥者，封于齐国，故《太公》著作出于齐国。《太公》是战国时期齐国的道家著作。
《太公金匮》本《金人铭》中太公吕望还引了黄帝说，李零先生以为黄帝书“分布范围主要是集中于数术、方技类的实用书，以及数术之学在兵学中的分支即兵阴阳；见于诸子，则主要是阴阳、道两家及其小说杂记。”黄帝书中有“黄帝战蚩尤”之类数术书、“黄帝素女问”之类方技书，《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则是名贤讲治国用兵的阴谋书，是道家黄老著作。
总之，《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太公兵法》或《六韬》都是《太公》的内容，《太公》是战国齐国的道家黄老著作。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黄老道家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六韬》的基本理论和范畴，多来自道家，主张柔弱胜刚强、韬晦不露和安静玄默等，同时又引用“黄帝”之书   ，通过周文王、武王与吕望对话的形式，论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   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
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六韬》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还有一种说法是：《龙韬》、《虎韬》、《凤韬》、《狼韬》、《豹韬》、《犬韬》）所以叫做《六韬》）。《六韬》是一部集先秦黄老道家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六韬》通过周文王、武王与吕望对话的形式，论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   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现存的《六韬》一书当然是有争论的，有人认为是兵书，真书，有人认为是伪书，这可暂时勿论。我们且看章太炎本身是怎样认识《金版》、《六韬》的性质的。章太炎认为《金版》《六韬》是《周书》的篇名，是道家的著作，而不是兵书。他茌《胪书·订礼》中引证了《庄子·徐无鬼》中的话：“女商学魏君也，衡说之以《诗》、《书》、砷山、《乐》，纵说之以《金版》、《六韬》在这段话下章自注称：“《金版》、《六韬》道家太公书也，故知女商为道家。”这是与其今可观者，犹逸《周书》是一致的。况且《金版》、《六韬》为《周书》篇名也不是章太灸的发明，早在《吕氏春秋》中就有把《太公》称作《周书》的记载，后来成玄英、司马彪、崔谬等人皆认为《金版》‘《六韬》是《周书》的篇名，而不是兵书。据晁公武《读书志》记载，从宋“元丰中以《六韬》、《孙子》号武学七书，则此书谈兵者所称之”，这就是说，现存的《六韬》被一部分人作为兵书也只是《隋志》到来期间的事情。


《六韬》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张良、刘备、诸葛亮、孙权都重视《六韬》，《李卫公问对》中多次提到它，继《通典》后，唐人着书论兵也多引用它。宋、明、清对《六韬》注释、集释、汇解者，也不乏其人，该书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具有较高地位。
《六韬》在国外颇受重视。日本战国时代的足利学校（培养军事顾问的学校）就曾把《六韬》与《三略》定为该校的主要教科书。据有关书目记载日本研究译解《六韬》的著作也有三十多种。西方第一次翻译的中国兵书共四种，合称《中国军事艺术》，于1772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六韬》就是其中一种。此外朝鲜、越南等邻国也相继出版和翻译了《六韬》。
《六韬》是宋代颁定的《武经七书》之一，是先秦兵书中集大成之作，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曾被译成西夏文，在少数民族中流传。它不仅文武齐备，在政治和军事理论方面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如编制、兵器和通讯方式等。该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
人们不仅学习和运用《六韬》，还对它展开了研究。历史上对《六韬》进行注释、集释、汇解的，不乏其人。据不完全统计，这类著述自唐以后约有近百种，仅明代就达四十多种。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目前存世的《六韬》版本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宋元丰年间何去非校定的《武经七书》本，朱服校刊的《武经七书》本，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刊《武经七书》本，明嘉靖十年施德刊《校定武经七书》本，清乾隆间《四库全书》抄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宋抄本，扫叶山房石印《百子全书》本，等等。


《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战争观、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有关军事的许多方面，其中又以战略和战术的论述最为精彩，它的权谋家思想也很突出。
《六韬》的军事思想比较复杂，差不多先秦各家的军事思想在书中都有反映。书中最突出的是阴谋权术思想。《六韬》一开头就说：“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文师》）这就是说，国君统治百姓，就要像渔人钓鱼，以钓饵来诱使人们上钩，听从驱使。权谋可以表现在多方面：第一，“予之为取”。就是欲将取之，必先与之。《文师》说：“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
《国务》说：“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瘳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于己。此爱民之道也。“在感情、道义、物质上付出这么多，对人又仁既爱，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国务》），“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发启》）。第二，“攻强必先养强”。《三疑》说：“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大张必缺。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这就是说，要攻打强大的敌人时，不妨采用让敌人骄傲自大的策略，敌人骄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对付了。第三，“文伐”。
《文伐》中列举了十二条属于文伐，不属于武攻的阴谋诡计。一是投其所好，让敌人产生骄傲之心；二是“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心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来腐蚀麻痹敌人；五是挑拨敌方忠臣与君主的关系；六是收买敌人的内臣，离间其外臣；七是送给敌人大量财物，使其轻视生产，因而导致蓄积空虚；八是与敌国伪结亲谊以麻痹敌人，使其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敌国，示之卑微顺从，使其骄怠自毙；十一、十二是要收买敌国大臣，堵塞敌之耳目。使其豪杰智士为我所用，用乱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书大都重视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对阴谋手段论述得较少。把阴谋论述得如此详细的，《六韬》是最突出的。
在战略战术上，《六韬》有其独到之处。《兵道》说：“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这是说，用兵的原则在于“一”。所谓“一”，就是事权要专一，兵力要集中，行动要统一，这样才能独往独来，机动灵活，不受牵制，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军势》载：“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定见也。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不制者，兵也。’”这里强调的是“因敌之动”，“倏而和主，忽而来”，核心是突出机动灵活，不为敌人所牵制。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战无不胜。
《六韬》还强调了用兵要见机而作，以谋略取胜，而不以力战。“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与无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在《六韬》中，还论述到了步、车、骑三种兵种配合作战的战术问题。《均兵》指出了车、骑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阵），要（邀击）强敌，遮走北（败军）也。骑者，军之伺侯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如果步兵与车、骑作战，那么，“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发弩居后，更发更止。敌之车骑虽众而至，坚阵疾战，材士强弩，以备我后”（《战步》）。如果是平地作战，方法是“令我士卒为行马、木蒺藜；掘地匝后，广深五尺，名曰命笼。人操行马进步，阑车以为垒，推而前后，立而为屯；材士强弩，备我左右。然后令我三军，皆疾战而不解。”（《战骑》）对车、骑、步的协同作战及如何运用步兵对付敌人车、骑兵的办法作了详细的论述。
对于军队的建设，《六韬》认为首先应注意将领的选拔与培养。因为“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论将》）“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主将》）所以，对于将领的选拔、考察就不能不认真细致。它认为：“将有五材十过。……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论将》）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长处与短处，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它还提出了选择考察将领的各种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六韬》还提出了建立参谋部的问题。
《王翼》载：“武王问太公曰：‘王者帅师，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为之奈何？’太公曰：‘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授职，各取所和工，随时变化，以为纪钢。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备数如法，审知命理，殊能异技，万事毕矣。”这是说，国君率领军队，必须要有得力的辅佐。全军的生命掌握在将帅的手中，但是将帅的职责是全面领导，不能局限在其一个局部，因此就应该建立一个由七十二人组成的参谋部，并根据各人的才能授予职务，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七十二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六韬》的安排是腹心一人，谋士五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粮四人，奋威四人，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才二人，权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游士八人，术士二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等等。这是我国军事史上最早的见于明文规定的参谋部组织法，是《六韬》的一大创造。
《六韬》还系统地论述了将领的自主权问题。《立将》明确记述了国君于太庙誓师，以斧钺授将，将受命出征的具体仪式，而且还郑重其事地论述了将帅应有的统率三军，独断专行的权利。“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苦驰鹜，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这里的核心是“军不可从中御”和“军中之事，不闻君，皆由将出”。意思是“将在外，君有所不受。”军队不能由国君在中枢机构中具体指挥，而应完全由将领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来指挥，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将领有自主权，就有了主动权。对于士卒，《六韬》也很重视其选拔与训练。
《练士》说：“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为冒刃之士；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陈（阵）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士；有披距伸钩、强梁多力、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将之人子弟欲与其将报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赘婿人虏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励钝之士；有贫穷愤怒欲快其志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伟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这里强调的是对士卒的因材施用与组织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万别的，把这些人按一定的原则组织起来，就可以充分发挥他们潜能，取得胜利。对于军队的治理，《六韬》提出了刑赏并重和“杀贵大，赏贵小”的原则。
《将威》中写武王问太公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树立将帅的威信，太公说：“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杀和赏都是将帅建立威信的手段，这一点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中提到过，但明确地提出“杀大赏小”原则的以《六韬》为最早。所谓“杀大赏小”，就是杀位高者以震慑他人，赏位卑者以激励众干。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韬》虽然从总体水平来说赶不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但也有其独特的价值。


《六韬》一书向来以“规模阔大，本末兼该”著称，其体系之完整，内容之丰富，均为古代兵书所少见，有的外国学者称之为“像一本军事百科全书”。《六韬》相传为周朝姜太公所著，宋代以后许多学者进行考证认为《六韬》乃后人委托姜太公之名所作。七十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和河北定县汉墓分别出土了竹简本《六韬》和《太公》，因而证明《六韬》确系先秦著作。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太公本谋。”
《六韬》共六卷六篇，约两万多字，是先秦六部经典兵书中最长的。它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的对话的形式全面地的论述了治国、治军和军事战略问题，在军事思想、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等许多方面都有不少创见。《六韬》的道家思想比较突出和黄老之学有着深厚的渊源，“道”字出现72次，先后谈到了“天道”、“人道”(《发启》);“先圣之道”(《明传》);王者之道 (《上贤》);举贤之道(《举贤》).;立将之道(《明传》)等等，并明确提出了无为的思想。
陈锦松认为《六韬》一部黄老道家的兵书实为精辟之见   。比较同为先秦兵家的《六韬》和《孙子兵法》，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风格完全相反，《孙子兵法》局限于讨论军事领域的战略问题，而《六韬》则更多的关注超军事领域大战略问题。如果说《孙子兵法》是军事战略方面难以逾越的理论高峰，那么《六韬》则大战略方面难以逾越的理论高峰   。
《六韬》要求君主清心寡欲，勤勉治国，至于民众是否要这样则未必，治国的关键在于因势利导，顺应民心，此乃典型的黄老道家治国之道   。
《六韬》有着非常深刻的治国思想，从某种意义上看，《六韬》不仅仅是一部兵书，也是一部治国安邦定国的政治著作，其治国思想体系大体上属于黄老道家，提倡无为而治   。
《六韬》对理想的治国境界作了描述，“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陈其政教，顺其民俗;群曲化直，百姓戴变于形;万国不通，各乐其所;人爱其上，命之曰大定。”，“古之圣人聚人而为，聚家而为国，聚国而为天下:分封贤人以为万国，命之曰大纪”要达到这容家个理想的治国境界，《六韬》提出“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   。”
《六韬》治国思想的基本思路是圣贤的君主通过使用贤能之人治国，并提出了一套足以和儒家内圣外王学说相媲美的治国战略思想，即“心以启智，智以启财，财以启众，众以启贤，贤之有启，以王天下。”要通过修炼个人心性以获取智慧，通过个人智慧来获取财富，通过财富来获取众人拥戴与归附，从拥戴归附自己的众人中获取贤才，通过贤才来提高自己，这样就成为一个良性循环，遇到一定的时机，就以行动以获取天下。《六韬》强调以道以智治国，在竞争激烈的春秋战国时期，和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相比更具有可行性   。
《六韬》治国原则:“无为而治”《武韬·文启》中当文王问太公“圣人何守”时，太公道:“何忧何音，万物皆得;何音何忧，万物皆遒。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在，莫知其移。圣人守此而万物化，何穷之有，终而复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长生;圣人不自明，故能明彰。”圣贤遵循“无为而治”的原则，天下也因之潜移默化。《六韬》君主治国应当“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织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无为乃是君主治国所需遵守的基本原则。《文启》将国君能否掌握与推行无为政治视为其优劣的条件，“圣人务静之，贤人务正之，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则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意思是说最上等的圣人是会运用清静无为政治思想平治天下的人，那些欲有所作为的统治者只能造成天下的动荡。、这充分说明了《六韬》对道家无为思想的推崇   。
总体上《六韬》内容广博，在各个方面都有比较精辟的理论分析，其思想和黄老道家一脉相承，对人性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人“好德归利”，并以此作为经国治军的依据，提出需要从德和利两个方面入手，同时吸收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要求统治者克制自己的私欲，爱民、少扰民，此外，其用人思想和文伐思想乃是其他先秦兵家所罕见的，至于其治敌思想则对战争的一些细节问题关注较多。
《六韬》具有浓厚的黄老道家色彩，思考非常全面，涉及范围广，非常重视大战略，并提出了独特的文伐思想，把文伐作为武力竞争的重要辅助手段   。
军事观
《六韬》包含《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和《犬韬》六篇，涉及战争观、战争谋略、作战指导和军事人才思想等多方面的军事理论，内容极为丰富广泛，其中能反映吕尚军事思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争取人心
在《文韬》中，多次强调收揽人心的重要性，并提出收揽人心的具体方法。如“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以及“爱民”、“惠民”、“修德”等，尽管这些思想完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但其思想渊源则可追溯到西周甚至更早的商代，如商汤和伊尹就已模糊地认识到人心向背对战争的影响。对照吕尚在灭商战争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的各项政策措施，我们不难看出《六韬》中收揽人心的思想与吕尚的思想是基本相符的。再者，与吕尚同时的周公也曾说过：“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而稍后产生的军事理论著作《军志》、《军政》也有“有德不可敌”等，与吕尚的思想亦可谓一脉相承。由此可见，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结合对敌斗争的需要，作为周军政大员的吕尚，完全有可能已认识到人心向背与战争胜负的关系，因而采取了适合不同阶层要求的一系列措施，以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拥护。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强调的争取人心，主要是为了稳定奴隶制的社会秩序、缓和民众及奴隶们与奴隶主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如《文韬》第一章开篇就直言不讳地用钓鱼米比喻收揽人心，即“缗（钓线——引者注）微铒明，小鱼食之；缗绸饵香，中鱼食之；缗隆饵丰，大鱼食之。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尽力卖命——引者注）”，可见吕尚争取人心是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利益为前提的。
第二，主张政治攻心，瓦解敌人
《六韬》第二篇《武韬》中，有《文伐》一章，所谓“文伐”即今天所说的政治攻势，与“武伐”相对。《文伐》的内容分为十二节，主要是谈如何运用政治攻势来瓦解敌人，达到武伐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并为武伐创造有利条件，如“因其所喜，以顺其志”、“亲其所爱”、“尊之以名”，“辅其淫乐”、“养其乱臣”、“收其内，问其外”以及“赂以重宝”等等。这些内容虽然多是战国时流行的思想，但就其思想本原而言，与吕尚辅文王时采取的麻痹纣王，分化瓦解商统治集团的种种措施所反映出的思想是一致的。可以说《文伐》中的思想是吕尚思想的记录和阐发。可见吕尚已经认识到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即为了夺取战争胜利，不能一味靠军事进攻，还必须善于实施政治攻势，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才能顺利地实现战争目的。当然，吕尚在这方面的思想还很肤浅，还未系统深入，只能认为《文伐》中的部分思想是吕尚已经具备的。
第三，文武并重，谋略为先

《六韬·武韬·发启》中说：“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大智不智，大谋不谋”，意为战争在于以智取胜，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而要做到以智取胜。高明的人运用智慧于无形，使人不见其智，运用谋略于作战之前，使人对其意图不能察觉。又《三疑》章中提出：要“攻强、离亲、散众”，就要“因之，慎谋”，就是说要对付强敌，要使其众叛亲离，最好的办法是表面顺应敌人的意图，实际上则秘密运用谋略。另外，在《兵道》章中还说：“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即用兵之道在于把握战机，造成有利形势，要造成“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的假象，以迷惑敌人。以上这些论述与吕尚在灭商之战中不因自己势力的迅速发展而立即发动决战进攻，自始至终没有忘记用智谋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当商王朝分崩离析之际，又不失时机毅然发动进攻等政治、军事措施是大致相同的。这足以说明《六韬》中重视谋略制胜的理论，实来源于吕尚的军事思想，是吕尚谋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与三略关系

人们通常把六韬与三略一起看作一个整体，其实他们并不是相同作者所著，不知者容易搞混。
六韬的成书时间有几种学说，但大致都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家公认《六韬》一书带有鲜明的齐文化特色，而齐威王在位时间（前357—前320年）同周显王的在位时间基本吻合，当时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中，聚集着一大批学者，他们当中很多人具备编写兵书的知识和才能。因此，笔者认为《六韬》作成于战国中晚期的齐国，其述作者是齐威王、齐宣王在位时的稷下大夫们。
三略的成书时间大致为秦末汉初。由于《三略》的文义、用词、句法都不古奥，与殷末周初时期成书的文章文体大不一样，这就见出其成书年代就更晚一些，但决不会晚于秦朝末年，因为在《后汉书》中就有提到《黄石公三略》这本书的记载，这些都可以说是第一种说法的佐证。对于第三种说法不可信的证据是东汉初年光武帝诏书里面就大段引用过《黄石公记》，除个别字与今本《三略》稍有不同外，其余全同。
所以说张良所接受的书很可能不是《六韬》即《太公兵法》，更有可能是《黄石公三略》。


历史版本
《六韬》虽题为吕望所作， 实际上当成书于战国中后期，但不排除其中反映了吕尚的某些军事思想。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六韬》的版本源流比较复杂，各本内容互有异同。从现存本看，大致有以下四个系统：
（1）竹简本，即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土的《六韬》残简和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大公》残简，这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前者已整理出来，有文物出版社铅印本。
（2）唐写本，即敦煌唐卷子本《六韬》残卷，共存201行（其中一行只残存半个字），20个篇目。原件藏法国巴黎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有缩微胶卷。这是现存最早的纸写本《六韬》。
（3）《群书治要》本，是唐魏微给唐太宗编的摘要本，只有文韬、武韬、龙韬、虎韬、犬韬的内容，未列子目，亦未收豹韬。以上三个系统都程度不同的保存了一些不见于今本的侠篇或侠文。
（4）《武经七书》本，初刻于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现存有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是现存最早的刊本，国内有其影印本即《续古逸丛书》本。明清以来众多的总书本及其精本、白文本，大都属于这个系统的版本。
《六韬》的篇目，最早在《汉志》著录为《兵八十五篇》，今本即宋代删定的“武经”本《六韬》共60篇，二者相差25篇。如今所能看到的两种汉简本和唐写本残卷中的篇题和内容，既有与今本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篇题，如汉简中的《藻启》、《治国之道第六》、《以礼义为国第十》、《国有八禁第二十》，唐写本中的《利人》、《趋舍》、《礼义》、《大失》、《动应》等。这些与今本不同的篇章内容当是60篇之外的15篇内容，或者为流传过程中失传，或者为宋朝廷颁定“武经”时删掉。今本《六韬》共六卷六十篇。
现有版本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残本。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残本。
敦煌遗书残本。
《群书治要》摘要本。
《四库全书》本。
《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
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
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
历史记载
四库提要记载
《六韬》·六卷（通行本）
旧本题周吕望撰。考《庄子·徐无鬼篇》，称金版六弢。《经典释文》曰：司马彪、崔撰云，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
（案：今本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次，与陆德明所注不同。未详孰是，谨附识於此。）则战国之初，原有是名。然即以为《太公六韬》，未知所据。《汉书·艺文志·兵家》不著录，惟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自注曰：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则《六弢》别为一书。颜师古注以今之《六韬》当之，毋亦因陆德明之说而牵合附会欤？《三国志·先主传注》，始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志意。《隋志》始载《太公六韬》五卷，注曰，梁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唐、宋诸志皆因之。今考其文，大抵词意浅近，不类古书。中间如避正殿乃战国以后之事。将军二字始见《左传》，周初亦无此名。（案：《路史》有虞舜时，伯益为百虫将军之语。杂说依托，不足为据。）其依托之迹，灼然可验。
又龙韬中有阴符篇云：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克敌之符长一尺，破军之符长九寸，至失利之符长三寸而止。盖伪撰者不知阴符之义，误以为符节之符，遂粉饰以为此言，尤为鄙陋。殆未必汉时旧本。故《周氏涉笔》谓其书并缘吴起，渔猎其词，而缀辑以近代军政之浮谈，浅驳无可施用。胡应麟《笔丛》亦谓其文代、阴书等篇为孙、吴、尉缭所不屑道。然晁公武《读书志》称，元丰中，以《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颁武学，号曰七书。则其来已久，谈兵之家恒相称述。今故仍录存之，而备论其踳驳如右。


张良隐藏于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北)时，曾经到下邳的桥上随意散步，遇到一个穿粗布短衣的老者，走到张良面前，故意让鞋子掉到桥下，对张良说：“孺子，下取履！”(《史记·留侯世家》)张良感到惊讶，想揍他一顿，因为见他年老，勉强忍住气，把鞋子拾起来。老者又说：“履我！”张良更是气愤，但想到既已给他拾来了鞋子，便跪下给他穿鞋，老者以足受之，含笑而去。分开后张良特别惊讶，随着老者的去向注视他。老者离开约莫一里路光景，又返回，说道：“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史记·留侯世家》)张良很感惊异，跪下怔怔地答应了个“是”。 五天后天刚亮，张良就去了。老者已经先在那里，生气地说：“与老人期，后，何也？”便离开，并说：“后五日早会。”(《史记·留侯世家》)又过了五天，鸡刚刚叫，张良就去了，老者又先在那里，又生气地说：““后，何也？”离开时嘱他：“后五日复早来。”(《史记·留侯世家》)过了五天，张良不到半夜就去了。过了一会老者也来了，高兴地说：“应当这样。”随即拿出一编书，说道：“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史记·留侯世家》)于是一言不发而去。从此张良再也没见到这位老人。天亮后看那编书，是《太公兵法》，张良因为觉得它不寻常，便经常读诵。 十三年后，张良随高帝经过济北，果然得到谷城山下的黄石，当做宝物供奉。等到张良死后，与黄石并葬。
孺子可教
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良尝从容步游于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欧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 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节选自《史记·留侯世家》